何家弘：聂树斌案——姗姗来迟的正义

历史的真相是，汉承秦制，不过宽和一些。

反之，以仁、义、礼、智、利充当精神的根基必然形成与道相对的负价值，此即不道、盗的精神系统。三、从盗到道道与盗展示的是两种不同的道路和人生理想。

慈是第一宝，也是对世界的首要的态度，这个慈就是道化的仁。当然，就当代看，自觉为道、修道、得道者几希，扯大旗自甘为盗者亦鲜见，大多乃是闻道大笑、为盗不觉者。不如其已，是对持而盈之的行动、精神的拒绝。伎巧即技巧，即基于知识之实践技能。为什么要这样排列，《老子》给予了一个论证。

事实上，解刍狗为祭物，其所蕴含的爱而不用态度正是修道者所推崇且必具备的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如我们所知，理智的区分与价值判别为一。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儒学，都有追求社会文明和谐的理想目标，只不过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孔子的和谐不外小农社会人人富而好礼，马克思预见的社会和谐则是以每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并且要通过由生产力巨大发展引发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才能达至。

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12]。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在上世纪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在批判极左政治、反思激进思潮，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就有人主张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儒家的社会主义，也有提出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

并谓孔子之学只能谓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即不能不正面借助并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传统资源，让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支持。

于是两人就此分辨一番，孔子把自己的庶矣富之富矣教之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等尊重物质的论点一一陈述，然后特别强调，我们处于科学没有发明的时代，在有限的生财力的范围内也只能主张节用。然而，他上面的戏说或许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一些人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孔子思想时，中国人也自觉不自觉地用孔子的思想，用平均主义理解社会主义，以大同世界理解共产主义，这种理解有它的道理，也有不小的问题。但近来有些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不同，我的主义在你的思想普遍化的中国，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我们不同在什么地方？孔子也很客气，说还是你先讲讲你的主义吧。在这个历史阶段，孔孟儒学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充当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打倒孔孟之道的武器。

但这两个人有着遥远的时代间隔和文化间隔。三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或者直接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由主义对话，或者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互动。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的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确需要斗争性革命性强的思想学说，当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代，讲求宽容和谐的观念及学说就会受到欢迎。又说，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哪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11]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孔子礼教，其一在于它的社会性质、时代性质。

所不同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孔子进行批判，对孔子能够给予一定的历史分析。我们把马克思与孔子放在一起，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孔孟儒学的关系，并通过它们，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和当今这个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文化的特点。

当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及其所面对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关系，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公民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巨大的、质的区别。李大钊也依据唯物史观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它的基础。

因而，为了铲除专制制度，使社会发生根本的变革，就必须选择一条从西方大力引进现代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性因素，并与传统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决裂的道路。近几年，大陆的某些学术会议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当某些人声称马克思是我们的祖宗，不能丢时，另一些人就感觉蒙受了污辱，说：中国人的祖宗是孔子，马克思怎么是中国人的祖宗？感情上的这一对立，倒是清楚地说明，孔子在今天的重新走运，是中华民族逐步高涨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所使然。当时国际上的大事变，一是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冲突和问题，甚至一些西方人都感到西方文化在没落。而以此反观只会讲仁义道德的儒学，则儒学的陈旧、迂腐、软弱简直暴露无遗。[5]马克思的思想最初被介绍到中国来，也与这种进化论或进步论分不开。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

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家，前者旨在批判和超越市场经济社会，后者却是小农社会的产物，它们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中国大陆社会转型，究竟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8]——陈独秀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理念是对进化论的扬弃和超越。

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现有的思想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整合和重构，甚至许多重要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仍然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所拒斥，而许多早就被证伪的或似是而非的理论，却受着特殊的保护并被反复地宣传，严重地困扰着国人的思想和实践，影响着社会转型及相关战略和策略的制订与实施。

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转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话中有作为古代思想家的孔夫子，主张财产共有的原则。——历史证明，中国后来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一样，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严重挑战的东方民族自救的形式，在逻辑上并不高于西方资本主义。

孔子并非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把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但黄帝之外还有炎帝、蚩尤等等。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说我的思想与你不合，与中国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孔子长叹一声：连我在这儿都吃了二千年的冷猪头肉了[16]。他们本来知道，五四运动所要打倒的孔家店，其实是被历代统治者筑起来的圣庙，虽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牌位，却不复有先秦儒学的真精神。[14] 转引自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第1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我的理想世界是每个人都自由平等发展他们的才能，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四是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

如朱执信于1905年在《民报》第2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概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参考日文译本摘译《共产党宣言》中的片段。他号召新青年除旧布新，旧的即中国传统文明，新的则是由欧美代表的近代文明，即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进步学说。

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新青年》以大篇幅宣传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如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并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重点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和经济学思想。

[9]进一步发展了原来的革命思想和三民主义思想，提出了人们熟知的三大政策。[16] 参见《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1-1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原来的革命者现在也转化为统治者，他们的任务不再是破坏统一体而是要维护新的统一体。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下，被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包装的孔孟儒学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缘饰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性质，阻碍着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并因而遭到中国人自己的激烈批判，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在许多国人眼里则呈现出超越时代的民族性和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文价值。

二是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或者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学开展对话，在自由与仁爱之间寻找结合点，对马克思主义则持批判态度，或者主张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合，继续批判儒家代表的威权意识家族传统。这两个原因，特别是后面这种情况，导致大批进步学者坚持反对孔孟儒学。

冯先生接着说，原来的统一体破坏了，社会仍然存在，所以其实是转化到新的统一体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人类解放的，而这个解放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不是思想活动，而是现实的历史活动，是由工业、商业、农业、交往状况促成的。

道理似乎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固然是先进的制度，但既然它仍然是一种压迫性的制度，既然它使中华民族陷入危亡之中，而社会主义才是废除剥削与压迫，使人人平等的制度，并且已经在中国的近邻出现，那么，无论是为了救亡，还是为了振兴，中国为何不效法苏俄，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上世纪初，这一观点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这立即引起有关部门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警觉，他们坚决反对用儒学取代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继续认定儒学属于封建意识形态。